年，我们过了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春节：
我们一边被春晚小品逗笑，一边被朋友圈里的新闻泪目；我们认为外面的世界十分危险，而我们的父母认为我们小题大做；我们很想喝酒搓麻踏破别人家门槛，却选择做个不给国家添乱的死宅。虽然中国已经不是非典时的中国，我们有了更先进的医疗技术、更高效的物流体系、更强大的政治地位，但当我们再一次面对疫情，某些地方机构在大众舆论面前，依然像个没毕业的小学生。
我想讨论一下，在这次疫情发生期间，上到政府下到每个市民，正在面对的几个传播学问题：
我们都知道「堵不如疏」，为什么某些机构还是企图「控制」舆论？我们都喊「不信谣不传谣」，为什么一到疫情还是谣言四起？很多人都说“就差以死相逼了”，为什么就是「说服」不了父母戴口罩？非典在前，而新型肺炎的教训正在发生，如何让人们「长点记性」？
01政府/机构，可以「控制」舆论吗？
12月8日，武汉出现第一例新型肺炎患者；1月2日，央视报道武汉《8名散布谣言者被查处》；1月19日，武汉市疾病防御控制中心主任李刚称：疫情可防可控；1月21日，湖北省省委书记、省长等领导一同出席了春节团拜会的文艺演出；1月23日，湖北省长王晓东接受采访，称武汉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；1月24日，湖北省才尾随各省政府，启动了一级响应机制。……
从武汉和湖北省的舆论操作方法可以看出来，他们一直在试图「控制」舆论。但无论是非典期间，还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新型肺炎，以及无数个舆论事件都告诉我们：舆论是无法控制的。
既然大家都知道「堵不如疏」的道理，为什么还是心存侥幸地想堵一下呢？
因为堵不对，但是疏也是有bug的。
舆论是个放大器，它可以把好事和坏事，都千百倍地放大。在舆论监督面前，疫情危险可以被放大，恐慌情绪可以被放大，官员失职可以被放大！而没有人喜欢放大自己的错误……
于是，在失控的舆论面前，掩饰终于变成了失信，小错误终于酿成了大败局。
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一点：我们要求官方机构公开透明，时时接受舆论监督是合法合理的，但在实际执行中，这个方法是违背人性的、是极难落地的。
既然控制舆论不对，不控制舆论又极难落地，政府/机构到底要怎么做？
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传播学的理论——议题设置理论（theagenda-settingtheory）。
伯纳德·科恩对“议程设置”给过一个有影响力的表述，他说：“在多数时间，报界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怎样想时，可能并不成功；但在告诉读者该想些什么时，却是惊人地成功”。
这个理论告诉我们：通过设置社会议题，政府/机构虽然不能控制大众说什么，但是可以「引导」大众讨论什么。
做舆论传播，就好比和大众坐在一个大厅里开会，如果你强硬地命令参会人员不准玩手机、不准小声嘀咕、不准走神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你可以通过设置会议议题，发动参会人员一起讨论一个又一个话题，从而间接地影响参与人员。
人都喜欢表达自我，而不是封闭自我。所以，议题设置理论是一个更符合人性的舆论管理方法。政府/机构要做的就是：既要对大众公开事实，同时要规划大众
